星座的概念并不是现在才有的，早在隋唐时期就已经随着佛经传入我国了。在敦煌石窟的壁画中，就有十二星座的图案；河北省张家口市下八里村出土的一座辽墓墓顶上，也有代表星座的瓶子、螃蟹、羊、蝎子等标志符号。
而且，不光是咱们现代人热衷于用星座来判断运势，早在一千年前的宋朝，当时的官方和民间都十分流行研究星座文化，最后还发展到以星座来推断人生命理与朝廷大事。
话说星座刚传入我国时，当时还不叫十二星座，而是十二宫。随着这个概念伴随着佛经流传开来，也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与研究。到了宋朝，宋仁宗专门下令编修了一本《武经总要》，里面包含了排兵布阵、武器制造、情报传递等军事内容，特别是专门讲到了如何通过观测星座，将十二宫与节气、天象相结合，用以推断出兵日期、作战方位等重要军事信息。
比如，在《武经总要》中曾记载：“冬至，十一月中，后一日入摩羯宫，其神大吉。”意思是，冬至节气之后的第一天，太阳会进入黄道十二宫中的摩羯宫，此时天地运势由阴转阳，是“大吉”之象，适宜稳中求进，这个时间段出兵一定会成功。
除此之外，《武经总要》还有一段话：“谷雨，三月中，后五日入金牛宫，其神从魁。”这里是说，谷雨之后，太阳会进入金牛宫，星象与节气汇于“从魁”之神，那么这段时间就不适合用兵了，得坚守阵地，准备粮草，静待时机转变。这么看来，在北宋时期，将我国传统节气与舶来品星座概念相结合，用以断定吉凶祸福，已经是种官方行为了。这就跟咱们常说的“出门要看黄历”一样，已然成为了一种习惯。在那个讲究天人感应的时代，古人认为天象的变化都是天意的体现，任何事都不能逆天而为，只有顺应天意去行事才能取得成功。
除了朝廷重视星座，著名的大诗人苏轼也曾在《东坡志林》中写道：“退之诗云：‘我生之辰，月宿南斗。’乃知退之磨蝎为身宫，而仆乃以磨蝎为命。平生多得谤誉，殆是同病也。”这句话意思是说，当年韩愈曾感慨：“我出生的时候，月亮正位于南斗星宿。”这是韩愈说他自己一生坎坷，只因为他是摩羯座（古人称“磨蝎”）；而我苏轼也是摩羯座，怪不得我这半生飘零，颠沛流离，看来我和韩愈一样命运不济的原因，都是这摩羯座造成的。
有趣的是，不但大文豪韩愈没能逃过苏东坡的吐槽，就连苏轼的挚友马梦得也无法“幸免”。马梦得大家可能不太熟悉，当年苏轼因“乌台诗案”被贬谪黄州时，人人避之不及，只有马梦得不怕牵连，一直向黄州知府求情，这才为苏轼争取到城东的数十亩土地，解决了苏轼的温饱问题，也才有了后来的“东坡”，以及流传后世的文化符号“东坡居士”。面对这位生死之交，苏轼曾调侃道：是岁生者，无富贵人，而仆与梦得为穷之冠。吾二人而观之，当推梦得为首。苏轼的意思是说，同年出生的人，没一个显贵，我和马梦得算是最穷的了。但仔细比较起来，马梦得穷得比我更彻底。因为马梦得和苏轼同岁，生日仅差八天，也是摩羯座，所以苏轼揶揄这位好友比自己的命运还要坎坷。
其实啊，这并不是苏东坡真的迷信配资114，只是他感慨于自己的处境，借星座之说以自嘲，也与有着同样遭遇的韩愈产生了时空上的精神共鸣。他对于星座的解读，更像是在面对人生磨难时，对命运的一种戏谑与心理慰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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